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，北伐战争、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话题度比较高，老百姓也非常了解。

但是对于建国后的一段血泪史——剿匪战争，除了一些红色年代的艺术品之外，官方很少谈及，现代人知之甚少。

剿匪战争，近些年官方已经不称之为“战争”，而是叫做“剿匪斗争”。

这场斗争起于1949年，至于哪一年结束则众说纷纭，有53年、56年、58年多种说法，但总体上，60年代之前这场斗争就已经结束。

根据党史和军史记载，这场斗争席卷全国大江南北，150万解放军深入群山，清剿土匪200多万人。

这其中，大部分土匪都是投降，并接受改造，彻底结束了民国以来严重的匪患。

现代之所以不太提剿匪斗争，原因较复杂。

一来，因为这场斗争有很多血腥的过程，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接受。

二来，剿匪中有复杂的地域问题、民族宗教问题，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。

那么，新中国为什么要下定决心剿灭困扰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匪患？这场战争又有多残酷呢？

一、蒋氏垮台，在中国留下一地鸡毛

1948年，解放军从东北入关，在华北平原上和蒋军的主力展开决战。

而在平津、淮海战役进行期间，蒋氏政府内部已经开始考虑“失去黄河，甚至淮河以北的可能性”。蒋氏认为中国可能迎来分裂，自己将占据南方中国和北方的中共政府对峙。

于是，蒋氏决定把防线放在长江一带，造出所谓的“两个政府”，全力打造长江防线。

但让整个国民党高层没想到的是，华北的战争结束的速度始料未及。本来预计一两年的战事，半年就打完了，解放军解放华北平原，蒋氏的算盘摔得粉碎。

1949年春，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，解放南京，让蒋氏政府倒台。

蒋氏带着自己的手下退往西南，这是抗战时期他的大本营。

蒋氏先后躲在重庆、成都，最后在解放军进军西南后，他于1949年12月从四川飞往台湾。

在走之前，蒋氏和幕僚决定进行“总体战”。

所谓“总体战”，即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山里埋伏下大批残余军力，并勾结反动势力，包括土豪劣绅、宗教贵族、少数民族头人、土匪恶霸，一起和解放军作战，意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府。

当然了，这些反动势力也不可能白听蒋氏的号令，

蒋氏对不同的势力有不同的拉拢办法。

对于“土豪劣绅”这种本来就站在人民政府对立面的人，蒋氏无需做什么宣传，他们都争相支持蒋氏。

对于土匪，往往是给钱给枪，还给官衔封号，让土匪可以“奉旨抢劫”。

对于地方上的民族反动头子，蒋氏则写下空头支票，表示愿意给他们更大的自主权，可以“封疆裂土”，让这些野心家们动心。

这三类人受到拉拢的同时，大量蒋军残兵败将和军统特务也潜入各地方

，一来为蒋氏和其他反动势力刺探情报，二来在民间秘密搞破坏。

这些人传播谣言，破坏公共财物，宣传反动思想，甚至谋害基层干部和军官，无恶不作。

而在解放战争过程中，解放军一直在顺手剿匪，比如“东北剿匪斗争”，就从1946年开始。我们熟知的《林海雪原》杨子荣的故事，就发生在1947年。

但是1949年后，北方的匪患尚在控制之内，而西南地区的匪患呈现糜烂之势

，让党中央领导人忧心忡忡。

二、剿匪斗争：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

1950年，大陆全境解放，但一起惨案却震惊了中央，显示出了土匪的巨大危害。

1950年1月，解放军刚刚在四川成都解决了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，一批干部被调到西南，分配到各起义部队担任军事代表。

会议指出，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，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强，通胀出现高位回落趋势但仍具粘性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有所分化。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但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、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。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，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。精准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，更加注重做好逆周期调节，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，着力扩大内需、提振信心，推动经济良性循环。

2月4日，解放军军代表，原解放军60军178师政治主任朱向离从成都城外一个叫做石板滩的地方向成都进发，他此行是受到党中央的调遣，去海外做驻外武官。

打听到当时西南已有土匪活动，为了保证朱向离的安全，有一个加强班共十几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他。

解放军们带着机关枪赶路，部队首长觉得万无一失，但走到“龙潭寺”时，朱向离等人却被一批土匪包围。

土匪不容分说进攻解放军，几百人四面包围十几个战士，朱向离和解放军战士寡不敌众，几乎全部被俘。

最后土匪对这些解放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战士们被烧死、活埋、甚至用开水烫死。

朱向离负伤后被土匪俘虏，土匪将其剥光衣服，用开水烫伤口，然后残忍地割去朱向离的眼、耳、鼻，最后才开膛破肚杀死了他。

朱向离和解放军的尸体被土匪藏了起来，解放军支援部队赶到时，土匪已经撤退。而当朱向离的尸体被发现后，在场的战士无不痛哭流涕，发誓要为他报仇。

这次“龙潭寺惨案”是新中国大规模剿匪斗争的起点，朱向离和战士们遇害的消息先传到成都，贺龙和邓小平都非常震惊。

在连续几十年的战争时期，除了日寇外，内战里很少有如此残忍的杀人方式。

贺龙和邓小平专门写了一封报告，送到了北京。毛主席连夜看了报告，随后召开了中央会议，与会者都忧心忡忡：

连解放军的师级干部，在十几个战士荷枪实弹的保护下都被土匪围杀，那地区的基层干部、进步群众、普通战士，他们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呢？

如果被土匪搅乱了基层建设，那国家将会大乱。毛主席因此向西南军区下了命令，必须剿灭土匪，而且要军事、政治相结合，努力发动群众，挖掉土匪生长的土壤。

西南军区把毛主席的话总结为八个字：“

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

”

自清朝覆灭以来，在四川、重庆、湖南、贵州、广西、云南等地，匪患延绵几十年，民国时期这些地区就饱受土匪摧残，本来老百姓也是支持大军剿匪的。

但是蒋氏走之前的宣传，加上特务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，让剿匪工作困难重重。

经过研究，解放军进入山区后，有两大问题难以解决。

一是当地的老百姓受到误导，对解放军有对抗心

。他们受土匪和特务的宣传恐吓，说解放军“抢富人，刮穷人，老老少少一个都没得跑”，吓得山里的百姓团结起来抵抗解放军。

比如龙潭寺惨案后，解放军60军参谋长邓仕俊带着几千人进山支援，居然被数万老百姓为围在山外。

老百姓保护着土匪逃窜，这表示当地土匪在老百姓心里有威望，解放军在这种条件下很难进行斗争工作。

而在1950年3月，成都去重庆、贵州、甘肃的路几乎都是中断状态，桥梁都被土匪炸断，土匪甚至鼓动老人、妇女、小孩抢劫军车，掠夺物资，砍杀解放军战士。

解放军向四川进兵后，四川土匪开始联络起来，共同进攻解放军，至于四川的县、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以及各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人，则都遭到土匪的迫害。

兼于这种情况，解放军在剿匪前先对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了安抚，用宣传攻势瓦解老百姓的敌意。

当老百姓愿意让军队进村后，解放军再主动帮老百姓解决生活困难，没地的分地，没牛的送牛，甚至修房子，开水渠。

这几项措施做完后，解放军在山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。

然后解放军步步为营，稳住每一个被解放的村、乡、镇，再进山剿匪。

三、南方顺口溜：不再怕大水，不再躲土匪

在剿匪战争初期，虽然解放军安抚了群众的情绪，但依旧面临着恶战——

当时，四川土匪得到了蒋军的武器支援，还有军官当顾问指挥，战斗力不俗。

比如1950年2月底的“崇庆战斗”，解放军60军180师539团被数倍于己的土匪包围，土匪居然有重武器，可以围攻崇庆县城，解放军殊死抵抗，伤亡上千人，最后经过巷战才打退土匪。

解放军政治部分析后发现，西南地区的土匪有个特点，核心人物都是“袍哥”兄弟，外围是一圈亡命之徒，而手下则多是农民或者流民。

针对这种特点，解放军先剿灭了一批恶贯满盈的匪帮，捕获或者击毙匪首。对于一些从犯，则宽大处理，除非手上沾满人民鲜血，否则一般不杀。

至于乌泱泱的小土匪们，解放军都网开一面，愿意回家的都回家，农民都分地，流民则等待安置。

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，解放军的剿匪速度超过想象，仅仅1950年上半年，解放军在四川清剿土匪50万，基本扫平了四川的匪患，维护了人民政府的稳定。

除了四川外，湖南湘西地区、贵州、广西、云南也都有土匪肆虐。

根据解放军军史记载，云南、贵州土匪较多，云南有150多股土匪，贵州居然有500多股，湘西、广西则有几十股土匪。

这些地方的土匪往往打起“反共救国军”的旗号，拿着蒋氏支持的武器，以山洞、河谷为据点，四处破坏解放军的基层政府。

这三省的剿匪斗争也较为特殊，因为当地少数民族众多，大军剿匪时遇到的民间阻力较大。

比如，军民之间语言不通，无法交流；老百姓白天为民，晚上为匪，军队无法区分；老百姓阳奉阴违，不遵守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，造成政府“有名无实”。

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，解放军别无他法，只能用“添油战”，用人力和时间跟土匪“熬”

，全程相当漫长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一些地区的居民屡教不改，长期仇杀干部和军人，连一些解放军指战员都难以接受这种惨状，出现了仇视情绪，引起中央高度重视。

另一方面，解放军曾因为缺少兵力，不得不把俘虏的土匪原地改编为解放军，后来这些土匪兵鱼肉乡里，甚至多次叛变，还引起过一系列麻烦，严重败坏解放军的名声。

幸好，这些都没有影响解放军的剿匪进度。

在战斗中，解放军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既剿灭了土匪，也根除了误会，在各地留下了好名声。

最终，解放军在西南五省的大山里鏖战了4年，才彻底除掉匪患，其中的细节格外残酷，大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士牺牲在了山里。

在今天，西南大山里大量小乡镇上都有烈士陵园，绝大部分就是用来纪念牺牲于剿匪斗争里的人民战士的。

综合来看，这场由1950年发起全面剿匪斗争收效甚广，在全国一共消灭土匪近250万，基本扑灭了民国以来困扰民间几十年的土匪之祸，也根治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匪患。

60年代外国人来中国民间采访，南方的百姓都说新中国有两大好处：

第一是不再怕大水，因为共和国兴修水利，水患大为减少；

第二则是不再怕“抢子”，“抢子”就是土匪，老百姓每年秋收后不再躲避土匪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。

作为建国后和朝鲜战争同步进行的军事斗争，“剿匪斗争”的意义不应该被遗忘。正是因为当年无数解放军战士的牺牲，才有后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稳定环境和高速发展。

文/商学野

参考资料：

1、《论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》，石玉山

2、《档案见证解放初期的川西剿匪斗争》炒股民间配资平台，邱冬福